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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以5G为依托，被大家看作是互联网发展下一方向的工业互联网也同样面临着极大的安全威胁，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模糊了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界限，由此引发的网络攻击往往会造成比过去更严重的影响。邬贺铨举例，在刚刚过去的7月，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的一些城市都相继出现了大面积的断网停电的重大事故，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安全威胁已经从网络空间蔓延到大型制造、电力、交通、医疗等现代协会命脉行业中，而且这些行业无不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群众的利益。“互联网的安全问题是国际化的问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维护全球共同的互联网的安全生态。”邬贺铨说。

而《九章算术》卷三【衰分】中，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今有贷人千钱，月息三十。今有贷人七百五十钱，九日归之，问息几何？答曰：六钱四分钱之三。”这些都告诉我们，至少在两三千年前的中国，借贷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后来那么久都没有进一步发展出债券、证券等规范化公众金融市场来。今天谈的第一个要点是，早在五千年以前的古巴比伦，跨期借贷似乎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到四千年以前，借贷合约已经进化到跟现代借贷合约相当接近的程度，连当时的《汉莫拉比法典》都有规范借贷利率的具体细节。第二，在中国，《周礼》规定的泉府职责之一是对老百姓做跨期放贷，界定什么情况下不收利息、什么情况下要有利息以及利率如何确定，说明至少在三千年前的周朝已经熟悉借贷。而《九章算术》中所包含的金融数学问题，进一步证明至少到两千年前，中国人已经很精通不同时间之间的价值转换、贴现值等现代金融理论问题。最后，虽然这些证据表明借贷金融数千年前就出现、甚至已经相当发达，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后来没有进一步发展，要等到近代才重新提升。

自主品牌份额“争夺战”去年以来，中国汽车市场开始持续下行。销量的下滑为企业的经营逐步带来压力，而这种压力对自主品牌的影响也更为明显。在前几年自主品牌市占率逐步上升时期，不少自主品牌将下一步发力的重点放在提升品牌溢价，推出更高级别车型上。但在市场收缩、企业经营压力进一步放大的今天，相较于拉升品牌力，不少自主品牌当下更核心的诉求是“多卖车”。

在刘尚希看来，现在的疫情只是短暂的冲击，没有必要采取普遍减税的办法去应对，但要针对特定行业、特定企业去减税，增值税又无法实现，因为增值税就像一个跷跷板，一个行业减税，另一个行业可能就增税。而从所得税角度，由于一些企业处于休眠状态，没有盈利，自然也不会缴税，税收减免更是无从谈起。可以针对最终消费环节的增值税给予适当减免和适当加大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抵扣，但无法解决眼前的问题，作用有限。

第三，广告经营要有新突破。要深挖总台优势资源，多措并举开发广告客户、稳住大客户、拓展创收新渠道。要突破以广告资源售卖为主的单一收入结构，以产业思维革新广告经营体制，用多种手段、多种工具深入挖掘总台资源价值，向广告产业的上下游拓展。要发挥广告资源的市场价值，尝试以广告资源折合股权的形式，对前景广阔的创新型企业进行投资，参与企业未来成长分红。要加大新媒体经营力度，策划推出更加符合互联网传播特性的广告产品，扩大新媒体广告增量。

“这些企业实际上正处于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刘尚希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方面，由于复工困难，企业迟迟无法开工；另一方面，物流不畅也对供应链和产业链产生影响。此外，由于公共风险导致成本不断上升，除了人工成本和为了保证正常开工而必要的防护成本外，在疫情没有出现拐点的情况下，工人复工的意愿可能会淡化，用工紧张，导致企业开工不足，一些产能就会闲置，也会造成成本的上升，一些订单无法完成，也可能带来违约成本。